是谁造就了传销的盛世？

作者：方去一

/摘要/ 传销已经被我国政府明令禁止，但它自身的“魔力”却不会因此而削弱。在与时俱进的传销手段面前，法律的监管注定是滞后且僵硬的。传销的真正对手在于公众的心智和警惕，还是那句老话：天上不会掉馅饼。

求职少年李文星疑误入传销组织，暴尸荒野，举国震惊。“传销”再次强势回归公众视野，提醒着这个禁止了20多年的毒瘤还在我们的身边，并随时可能酿下悲剧。更可怕的是，这种起源于美国的犯罪，在中国经历了无数个版本的迭代之后，日益精致巧妙，一大批普通人为此着迷而不能自拔。反而在它的发源地美国，传销难出新境界，作为一种犯罪的传销越来越不得人心，个中差别耐人寻味。

传销在中国20年花式迭代

传销（国外多称为金字塔欺诈）是一种通过发展下线人员提取报酬为主要形式的欺诈行为，它进入中国还不到30年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日本Japan Life公司偷渡到深圳，以传销的方式销售磁性保健床垫，很快席卷广东，销量惊人。作为新事物，工商行政部门当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和管理，大批地下传销公司便如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。直到1990年，中国大陆第一家正式以传销申请注册的公司——中美合资广州雅芳有限公司成立，标志着传销开始纳入工商管理范畴。那时，传销和直销并无区别。

打击传销联系卡

到1993年，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、沿海城市都有传销公司在运作。起初传销还是在卖产品，慢慢跑偏变成只要拉人头就能抽成的骗局。到了1997年底、1998年初，到处都是携款潜逃的传销公司和流动闹事的“传销难民”。

这时，国家坐不住了。1998年4月，国务院颁布了《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》，国内传销公司仿佛一夜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至于原来按合法程序获得直销许可的外资公司，如安利、雅芳、玫琳凯等，则转为有中国特色的“店铺+雇佣人员推销”的运作模式。

此后，“传销”在我国正式成为非法活动，国内传销活动进入短暂低潮，有执照的才可称直销。早期那种以购买商品、服务为条件加入组织的传销模式被抛弃了，转而变成诈骗式传销，也就是纯粹的“卖人头”和所谓 “资本运作”模式。

目前国内传销甚至已经发展出 “南派传销”和“北派传销”之分。北派传销以“直销”“网络营销”为旗号，会进行人身控制，逼迫加入者本人或者家属交会费。南派传销则更注重“洗脑”，不限制人身自由，以连锁营销、纯资本运作为名，通过所谓发财目标进行精神控制，更具迷惑性。

目前国内传销到底有多猖狂？

全国到底有多少传销人员？据中国青年报估计，仅2012年时全国大小传销组织就超过3000个，参传人员超过1200万人次，至少分布在20多个省份。民间组织中国反传销协会2年前发布的一份地图则称，全国至少有13个省份属于传销重灾区，其中广西、云南是不牢不可破的传销高地。

中国传销分布图

而今年春季，某真人社交平台发布的全国传销地图则显示，近一年来，该平台成功发现的13603名涉嫌传销人员中，来自云南曲靖、广西桂林、广西北海三个地区的人数最多，分别占到9.8%、9.1%和8.8%。

公安部门的办案数据亦不乐观。2016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传销犯罪案件 2826 起，同比上升 19.1%，其中亿元以上案件 30 余起。而且传销团伙明显向职业化、专业化、链条化转变。

传销的“创新”名目更是令人眼花缭乱。除了臭名昭著的“1040工程”“第九大民生工程”等，当前又出现利用“电子商务”“微信营销”“数字资产”“区块链技术”等所谓的创新概念，打着“虚拟货币”“金融互助”“微商”“爱心慈善”等幌子从事的网络传销。仅2016 年全国 “虚拟货币”类传销犯罪案件就有150 余起，涉及“币种”高达 60多种。

传销的分布范围之广，涉及人群之多、欺骗套路之丰富，俨然已经露出一个传销盛世的模样。

国内传销部分“重灾区”

传销的发源地传销不盛行了？

典型的传销起源于上世纪40年代美国的直销，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，直销开始变质，一些销售员不但销售产品，而且发展新人作为下线，并向新人收取介绍费。于是这种变质的直销被称为“老鼠会”或“金字塔销售”，成为中文世界普遍理解的“传销”。

到了上世纪70年代，“传销”的问题爆发了，受害的消费者纷纷检举、投诉传销企业。一些公司受到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并停止营业，其中包括著名的安利公司。安利的官司从1975年打到1979年，结果安利胜诉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传销合法了，由此带来的却是直销的法治化，变质的直销控制住了。

目前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传销的法规主要有:面对消费者需出示身份证明，方便追责；入会费不得超过500美元，防止大额损失；25美元以上的直销交易三天内可以无偿退货。此外，美国除佛蒙特州和威斯康星州之外的其它48个州都有专门的“反传销法”。法治当然给传销加上了枷锁，中国取缔传销之后也于2005年颁布《反传销法》，但为何国内的传销仍屡禁不止？

传销项目“善行汇”的财富表演

两国重要的一大差别是美国遵循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原则，它强调个体的自由，也强调个体的责任。美国消费者总有一种为自己的投资负责的心态，整个市场充满了投资理性，那种以小博大、一夜暴富的念头不受欢迎。反观中国被骗参加传销的人员，面对“三年轻松挣千万”、“懒汉一年也能成为百万富翁”这样的宣传，不仅农民、下岗职工、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上当，近年来不少在校大学生，乃至硕士博士也掉进传销的黑洞。

山东聊城“蝶贝蕾”半年轻松发展50万会员，涉案金额20亿元；湖南“万福币”2个月即能拥有13万会员吸金20多亿；打着扶贫行善口号的“善心汇”，一年竟能蒙蔽500万人加入……层出不穷的传销大案照见的是人性的弱点和国民理性的缺失。

可以说，传销已经被我国政府明令禁止，但它自身的“魔力”却不会因此而削弱。在与时俱进的传销手段面前，法律的监管注定是滞后且僵硬的。传销的真正对手在于公众的心智和警惕，还是那句老话：天上不会掉馅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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